他受过成熟的职业素养的教育。
这点，从他全无过错的职场着装就可以看出。星期三早上的媒体约访，他穿了熨帖齐整的深色西装，领带是浅色宽条纹的款式。细节都恰到好处，白色衬衣袖口只伸长出西装衣袖1厘米，而黑色袜子又足够长到无论双腿如何叠放，也绝无可能暴露脚踝。
华尔街的人说，他们不会把钱交给一个穿破皮鞋的人。中国的传统商业巨贾和互联网新贵当然不会衣着破烂，但都没有他的讲究，或者说，是经由衣着材质和颜色表达出的一丝不苟。然而他又是如此信手拈来。他对记者说，早上猴。
是的，汤耀光是土生土生长的香港人，如今在香港人概念里的“北方”工作，担任国际顶尖房地产顾问公司——戴德梁行杭州及南京公司的总经理一职，已有十年。
来自内地公司的邀约
汤耀光的职业初期是在香港度过的。他毫不讳言要不是2002年，内地房企广厦集团通过猎头请他去前者在上海的分公司工作，或许他依然是港岛众多碌碌打拼的年轻人中的一个。那时，他创办的地产顾问公司方才关门大吉。
“两年多（创业）时间很辛苦也很困难”，他说，“从人事到行政再到管理的方方面面都要考虑。”转而又宽慰道，“最后算下来，虽然没有亏也没有挣多少钱，但是赚到了运作公司的经验。”
创业折戟再去公司打工不是不可以，不过接受广厦的邀约，就意味着要离开亲朋只身北上。那一刻，汤耀光犹豫了。香港有兰桂坊有TVB，五光十色地就像霓虹灯做的巴别塔，内地有什么呢？内地同事容易相处吗？
他坦诚自己本打算在内地干几年就回香港。其时香港仍陷于自金融危机伊始的楼市低迷，而内地在新兴产业的带动下，与香港的差距正在缩小，市场机会甚至多过香港。如果单位时间占有更多劳动力价值，不也能填补两地生活品质的落差吗？ 他跟自己说。
汤耀光上升星座是处女座，具备这个星座人尽皆知的一些特点，比如理性、客观冷静。大学毕业，他做过室内设计和广告设计还跑过龙套——他认为这是年轻时必要的理想探索，只不过，他身上有个方向雷达，灵敏感知着自己的擅长与不擅长，如果天性逊于同辈人，就会发出及时中止的信号。
行走在两种文化间
他的长处是毫无计较地投入。在竞争高度激烈的职场浸淫了数年，来到内地，相比饮食、语言，他最为不适应的是工作方式。“一到下班时分，同事就全没影了。”他十分不解，“为什么呢？我们在香港都是习惯加班的。”
这段职场生涯，他犹如跋涉在文化沟壑间的苦力行者，成熟公司与传统公司、发达地区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差异是那么真实强烈且又互相矛盾。他练就了目睹下属对加班表现出厌恶时的无动于衷，也接受了饭桌应酬是工作不可缺少的一环的亚文化。
回忆自己第一次喝酒，他表示那是客户的招待晚宴，饭前大家举杯，“所有人都看着你，如果不喝就没法开吃。”硬着头皮吞下去，结果醒来后，已经在酒店房间里了。“这些都需要慢慢适应”。
为了引入先进的管理理念，广厦当年共聘请了包括汤耀光在内的四个香港人来上海（汤任职常务副总）。半年过完，走了一个；一年过完，又走了一个；两年过去，就只剩汤耀光还留着。他当然有自己的不如意，只是清楚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的操守，在于把个人利益与公司利益联系在一起。
“我试着去理解（内地）公司的做事方式，并且反思我们的到来会不会触及他人的利益。重要的，是要对事不能对人。”汤耀光解释说，“香港人来内地多少会有优越感，如果不用经验上的优越对公司做出一些改变，那么态度的高高在上并不能让你有收获。”
见证中国地产业发展
2007年，汤耀光进入戴德梁行。无论是先前的甲方房地产公司，还是后来的乙方顾问公司，总的来说，他都见证了中国地产从缓慢起步到成为经济动力引擎的进程。
“中国人都有置业梦。”他表示，2000年初，中国的住房制度改革刚刚开始，在本地居民收入水平有限的背景下，深圳商品房的消费需求几乎都在香港。“香港高企不下的楼价逼迫供不起房的香港人考虑在内地置业，而一河之隔的深圳就成了首选地区。”
另外，香港人也较乐意在上海置业，汤耀光说，“香港人中有不少祖籍是上海，叶落归根后还能走访亲戚。”
那一时期，中国没有全国性的房产开放商，也没有政策制度可以依循，摸着石头过河，好处在于不受旧有体系羁绊，但是对于汤耀光之类来自成熟市场的从业人士而言，则是处处风险如暗潮涌动。
“怎么办呢？有句老话说，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，但是我认为，一时撑死不如延续吃饱，为了保护好自己、保护消费者，一定要选择正规、有实力的楼盘。”在国内房地产“金九银十”那几年，汤耀光的态度始终是宁缺勿滥。
再后来，戴德梁行杭州及南京公司总经理一职让他又站到了管理者视角。“品牌尤为重要，要想持续参与（地产市场）这个游戏，就一定要建立自己良好的口碑”。
作为一个中国人，他终究也置业了几次。选择标准和普通人并无二致，“价钱、地段，都选合适自己的。”
除了每年定期探望父母，如今他很少回香港。旧时的同学都分布在各行各业，回去也想不起该联系谁。“有时候会想，当初如果没来内地现在会是怎么样，但只是想想，回不到以前，但也没后悔过来了。”汤耀光说。
